康乾盛世——一个“国进民退”的饥饿盛世,封建末世的落日余晖

乾隆继位后,更加认同这一观点,并曾说:“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方今国家全盛,府库充盈。”

在乾隆的统治下,朝廷官员频繁使用“盛世”一词,乾隆时代的清朝便进入了一个全民认同的盛世氛围。乾隆时期,政府在统一新疆全境后,户部右侍郎于敏中曾赋诗颂扬乾隆帝:“觐光扬烈,继祖宗未经之宏规;轹古凌今,觐史册罕逢之盛世。”

从此,“盛世”成为了当时清朝统治的标志,并在乾隆时期的社会舆论中逐渐形成了“康乾盛世”的历史记忆,成为了文人学者广泛接受并记录的历史现象。

那么,康乾时代的盛世是否如当时舆论所宣传的那样辉煌呢?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辩证分析。

康乾时期的辉煌成就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农业生产、人口增长以及军事国防等方面。

在经济实力上,康乾时期的财政充盈,国家经济稳步增长。以财政收入为例,从1682年康熙二十年左右的3110万两增长至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的4359万两。

此外,国库存银从1673年的2136万两增长至1691年的3185万两,之后稳步增长,到乾隆时期,常年维持在6000万至7000万两之间,最高年份甚至达到了8182万两。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康熙和乾隆先后五次免除全国约3亿两白银的农业税款。这一成就背后,得益于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

清初,土地开垦和农业生产方法的改进使得以占城稻为主的粮食作物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同时,从美洲引入的玉米、甘薯等作物也被广泛种植,逐渐适应了不同地理环境的农业需求。

例如,在干旱的高原地区,农民开始种植玉米和甘薯,在山区种植马铃薯,这些新兴的经济作物使得粮食产量大幅提升。

康乾时期的粮食总产量从1665年的1163.7亿市斤增加至1795年的2576亿市斤,几乎翻了一番。通过纵向对比,清朝的粮食产量比明朝万历时期增长了两倍,远高于西方国家。

与此同时,手工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棉纺织和丝织业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南京、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尤为突出,乾隆年间,南京的织机达到三万余台,棉布的年产量超过百万匹。

商业发达,上海、苏杭等地成为富商云集的商业中心。清朝的手工业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30%,中国经济实力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然而,康乾盛世的军事和外交成就同样不可忽视。

清朝刚入关时,国内政局极为动荡,地方割据严重,经济一片萧条。康熙继位初期,面对着朝中鳌拜的专权,西南的吴三桂等异姓藩王的割据,北疆的准葛尔部的威胁以及台湾的郑氏家族控制等问题,清朝政权面临极大的考验。

康熙在年幼时即登基,但他极为谨慎和隐忍,直到十六岁时,他才智勇双全地擒拿了权臣鳌拜,掌握了朝政大权。随后,康熙亲自出征平定了南方的吴三桂势力,经过艰苦的八年战争,三藩之乱最终被平定。

与此同时,康熙将台湾的收复提上了日程,1683年,他派遣福建水师攻打台湾,经过澎湖海战,成功击败了郑氏海军,台湾重新回归中央政权。

然而,正如历史所示,康熙虽成功解决了南方的内乱,但北方的沙俄和准葛尔部的威胁并没有停歇。在与沙俄的长期对抗中,康熙多次出兵北上,成功通过《尼布楚条约》解决了中俄边界争端,确保了东北地区的安全。

在漠北,康熙连续三次亲征准葛尔,最终大破葛尔丹,消除了长久以来对中原的威胁。

1723年,雍正继位后,继续推行清朝的扩张政策,成功平定青海的叛乱并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尽管雍正的在位时间较短,但他的改革和整顿工作为后来的乾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乾隆继位后,清朝的疆域进一步扩展。通过对金川地区的多次平叛以及对准葛尔的彻底打击,乾隆几乎完成了清朝的边疆整治工作,统一了西藏、新疆、内蒙古等重要区域,最终将清朝的疆域扩展到空前的规模。

然而,康乾盛世的辉煌成就也有其阴暗面。尽管经济发展迅速,政治体制却愈发严密集权,百姓的生活依旧困苦。

康熙晚年,他标榜仁政,但由于宽容政策导致官员腐败,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社会矛盾。雍正虽进行了整顿,但乾隆后期,腐败问题再次严重。贪污横行,官员奢侈浪费,导致政治腐败和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

马戛尔尼访华时,曾见到清朝百姓的贫困,尤其是食物极其匮乏,贫民百姓为争夺外国遗弃的残余食物而争斗。

文字狱的实行,成为康乾时期对思想和文化的压制手段,极大地扭曲了中华文化,打断了知识分子的成长。

总之,康乾盛世的“盛世”不过是一个表面上的辉煌,实质上却是以专制、贫困和文化压制为代价的时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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